目前,在新加坡18万个商业机构中,有99.2%为中小企业(年营业额1亿新元以下、或雇员不超过200人的企业)。这些中小企业正面临转型的挑战,包括本地员工短缺、外来劳动力收紧以及资本与规模不足的局限。政府已推出多项援助计划帮助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本地企业应对变化和维持竞争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步入瓶颈期。“小散乱差”成为困扰中国制造业的普遍问题，低价恶性竞争成为中国企业的典型生存方式，而产品质量低劣更是成为中国消费者挥之不去的梦魇。在钢铁、水泥等传统制造领域，过度竞争并没有带来市场秩序的改观和行业价值的提升，反而见证了产业发展的长期停滞和徘徊，以致出现钢铁企业“养猪求生”的无奈之举。
为什么第二轮经济下行历时更长，通行的解释是在美国次贷危机转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政府在2011年底推出了强有力的干预政策，在短时间里强力扭转了经济下滑的势头。而在本轮经济下行中，政府逆周期政策的操作却较为平和。有朋友开玩笑说，为什么现在的中国股市涨不上去，就是因为股民期待的新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就是不出台。
第一，中国需要从单纯依赖于外需向扩大内需转变，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订单来自海外和来自国内会面临完全不同的要求。第二，当前的物价上涨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特征，会导致企业同时受到成本上升和需求减少双方面的挤压。第三，我国长期靠投资刺激闲置生产力拉动第二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增长，导致产能大量过剩。第四，在成本上升竞争力不足的同时，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不足。
作为大企业时代的后来者，中国企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强大的先发优势，凭借知识、技术、原料、市场的垄断，利用卓越的战略与职能管理能力，咄咄逼人地在全球开展并购攻势。为应对这一挑战，推行大企业战略是后发国家的不二选择。韩国和日本正是依靠电子、汽车等现代制造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迅速崛起的。
制造业在新加坡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超过20%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制造业。本地制造业雇佣了超过42万人,其平均工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长,制造业对服务业、物流、创新与创业等其他经济领域也产生正面的溢出效益。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两次经济减速对就业的影响不一样，曹远征给了三点解释。首先是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按过去的增长速度，明后年应该是新产生的劳动力和市场所需要的劳动力基本持平。
